董守义 1952年新中国初征奥运 周总理批示参赛

时间:2020-12-14来源:未知
董守义芬兰长跑名将汉·科勒赫迈宁点燃第15届奥运会主火炬。提起新中国奥运史的起点,人们总会想到1984年美国洛杉矶举办的第23届奥运会,想到许海峰以一枚射击金牌实现的“零的突破”。其实,五星红旗与奥运的第一次“结缘”应该是在1952年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办的第15届奥运会上。代表团在奥运村里升旗那天是7月29日,和今天碰巧一样。未英胡同33号3月的北京,春寒料峭。26岁的熊斗寅第一次站在了未

芬兰长跑名将汉·科勒赫迈宁点燃第15届奥运会主火炬。

提起新中国奥运史的起点,人们总会想到1984年美国洛杉矶举办的第23届奥运会,想到许海峰以一枚射击金牌实现的“零的突破”。其实,五星红旗与奥运的第一次“结缘”应该是在1952年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办的第15届奥运会上。代表团在奥运村里升旗那天是7月29日,和今天碰巧一样。

未英胡同33号

3月的北京,春寒料峭。

26岁的熊斗寅第一次站在了未英胡同33号院的门口。

在老人现已模糊的记忆中,未英胡同位于西单绒线胡同的深处,曲曲弯弯地绕拐半天,才能找到这座小小的四合院。外面看去,这里仿佛一处普通民宅,其实却是体总筹委会的办公地点。

熊斗寅小心翼翼地揣着团中央组织部的介绍信。这位上海震旦大学经济系毕业的高材生原本是团中央国际联络部的一名工作人员,现在被调到体总筹委会工作。

跨进院门,经过一段甬道,可以看见一座典型的老北京四合院。院子不大,也就20多平方米,局促地呆在十几间小平房的中间。南面屋里是新体育杂志社和编译组,竞赛组和群体组在西边,北屋是个会议室,中间有张乒乓球台权当会议桌。东屋还没人用,堆放着各种杂物。刚一推门,扬起的灰尘便悬浮在半空。

熊斗寅正式报到后,头一件事便是大扫除。东屋被收拾得干干净净,以后就是国际组的办公室了。

小小的四合院一下子被占得满满当当,不过,就是这座小院、这二十几号人,却管理着新中国的各项体育工作,包括与国外的体育交流活动。

熊斗寅到未英胡同上班后,头一项重大任务就是争取参加奥运会。这位日后的奥林匹克专家当时却对奥运会毫无概念,团中央给他的“嫁妆”——一台underwood英文打字机和一本英汉四用词典显然也帮不上更多的忙。熊斗寅突然想起东屋原来堆放着一个蓝色大号帆布箱子,据说是旧中国的体育协进会留下的外事档案。小伙子满心期待地打开一看,不过是些往来信件,而且杂乱无章,毫无用处。

但此时,新中国参加奥运会的事情已是箭在弦上。2月中旬,体总一收到盛之白提供的情况,马上修订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章程。同时,秘书长荣高棠致函篮球、田径、游泳、足球、自行车等9个国际运动联合会,声明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原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已经改组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愿继续参加各国际单项运动联合会。因为国际奥委会有规定,一个国家的奥委会必须要管辖至少5个奥运会项目的国际单项运动联合会所属的全国单项协会,这是取得合法席位的必要条件。

中国方面甚至动员了外交部国际司的力量,在做最大努力。

但在3月初,体总却接到了国际奥委会的复电,称体总只能作为新会员入会,而不能取代原有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因为“中国奥委会”早已“存在”了。

大家这才了解到,早在1951年年初,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已经在台湾复会。代理理事长郝更生致函国际奥委会,借口“中国奥委会26位委员中,已有19位随政府迁移到台湾”,要求将中国奥委会会址自南京迁至台湾新竹市西门街147号。国际奥委会竟也同意了这个理由。

团中央、外交部、体总的几位负责人反复商量,认为不能重新入会,必须坚持体总系旧体协改组而来,理应取得原体协在国际奥委会及各国际单项运动联合会中的地位。这是毋庸置疑、自然而然的道理。

外交部国际司司长董越千根据大家的意见,专门起草了有关参加奥运会的专题报告。3月23日,周恩来转批了报告,批示不能重新“入会”。

体总马上致函奥委会表示抗议。那段日子里,熊斗寅忙得昏天黑地。整个国际组只有他和另一位同事两个人。他们要翻译大量外国通讯社对奥运会一事的有关报道,还要与外交部国际司的同志们一起起草抗议的电报和信件,反复解释新体总与旧体协的继承关系;反复强调中国人对体育的热爱和对参加奥运会的企盼;反复声明新中国的体总管辖着全中国的体育事业,而台湾没这个资格。

但是,所有的努力收效甚微。

这时候,有人提起了远居甘肃兰州的那位老人,他现在是西北师范学院的一名教授。

董守义

这一点,熊斗寅记得很清楚。那天是他跟体总筹委会秘书晏福民赶到前门火车站接的站。他们知道,来人是旧中国体育协进会总干事,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也算个大官,架子一定不小。

这个想法可是错了。面前的长者头发花白,但腰杆挺直、面色红润,一身棕黑色中山装,神采奕奕。他很谦虚和蔼地跟两个年轻人握手,感谢他们特地来车站接他。

这位老人可不是一般人,是中国奥运史上无法被忽视的一位重量级人物。老人姓董,名守义,是中国奥委会第3位国际奥委会委员。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另外两位委员王正廷和孔祥熙,一个去了香港,一个去了美国。只有董守义一人留在了大陆。

有关方面其实早就想到了董守义,只是鉴于他曾在旧政权身居要职,所以迟迟无法请他出山。在3月份提交给周总理的报告中,外交部国际司司长董越千就提到过董守义的情况。周总理指示“进一步了解董守义的情况,必要时可以请他来京谈一谈”。

这一回便是周总理专门指示,由教育部出面将他调来北京。

熊斗寅把董守义安排在王府井关东店团中央招待所。那里原是一座清代王府,前后有好几个宽敞的大四合院,室内却是现代陈设,还有卫生设备。

董守义住进招待所的第二天起,熊斗寅就又多了一项工作。他几乎每天下午都跑去请教,上午的时间则留给董老休息和备课。

56年以后,熊斗寅老人道出实情:“他的到来,对我们而言,可真是雪中送炭。”从董守义热情而耐心的讲解中,熊斗寅第一次知道了古代和现代奥林匹克的历史,知道了奥林匹克宪章,还知道了骑在马匹上的比赛项目叫盛装舞步,皮划艇中有个项目叫障碍回旋(现名激流回旋)……

董守义手边还带着一本他在解放前出版的著作《国际奥林匹克》,浅咖啡色封面,32开本,约有200多页,繁体竖排,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套丛书中的一本。董守义当时也只剩一本了,所以熊斗寅一直没好意思开口跟他要。每天讲课一结束,熊斗寅就马不停蹄地赶回体总办公室,将董守义的话整理成文字,汇报上去,供领导参考。

而最令熊斗寅兴奋的是,眼前这位老人提供了外交部和体总方面最渴望了解到的情况,因为他亲身参加过国际奥委会的年会以及1936年和1948年的两届奥运会。熊斗寅对董老敬佩不已。

而董守义的大半辈子也确实传奇。早年他曾赴美留学,攻读斯普林菲尔德学院(后改名为春田学院)体育系。回国后,他在天津南开中学任教。上世纪20年代,天津有支篮球队叱咤风云,号称“南开五虎”,董守义正是那支篮球队的主教练。1947年,董守义担任体协总干事期间,成为国际奥委会委员。

董守义的到来,不仅带来了知识和经验,也为体总增加了在奥委会说话的分量。只是此时已是5月底,还来得及吗?

拒绝双方运动员参赛

6月5日就是奥运会报名的最后截止日期,但体总仍没有收到国际奥委会的答复。

台湾方面已于5月19日向组委会报名,决定派出22人组成的代表团,包括一支篮球队和一名准备参加400米赛跑的田径运动员。

6月4日,在没有奥委会回复的情况下,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任冯文彬和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义联名,电告赫尔辛基奥运会组委会:中国决定派出游泳、篮球、足球运动员参加本届奥运会。

6月的北京天气晴好,十几个人正在燕京大学的土操场上飞奔。带球、传球、停球、射门,每个人的身后扬起一阵尘土,裹挟着小石子四处乱溅。艰苦的条件反倒成了最好的陪衬,让意气与激情愈加耀眼。

他们其实不是燕京大学的学生,而是在1951年全国足篮排球选拔赛中脱颖而出的各路好手,用今天的眼光看,他们也就是新中国第一批足球和篮球的国家队队员了。

这些人的名字,今天的球迷未必知晓,但他们中许多人后来成了国家队和各省运动队的总教头,是人见人敬的老前辈。现在足球界、篮球界里的明星球员和教练员很多都是他们的“徒子徒孙”。从1952年年初开始,他们被陆续调进北京,参加“中央体训班”的集训。这个体训班由体总副秘书长黄中主抓,目的是培养运动员骨干分子,地点就在燕京大学。

体训班初创,条件简陋。他们只能借住在学生宿舍楼的阁楼上。大白天也得开着灯,因为窗户只是开在膝盖以下的装饰品,他们这帮练足球的倒还好,那些同住的篮球运动员可就惨了,一进屋就伸不直身子。

即便如此,日子却过得其乐融融。篮坛老将程世春一辈子也忘不了他到体训班以后吃的第一顿饭:“肉沫豌豆雪里蕻,一大铁桶,每人一大碗,馒头随便吃。比我在大学里的伙食强多了。”晚上训练结束后,大家就凑在一起跳舞、演节目。队友里有人会拉手风琴,有人会弹六弦琴,还有人擅长黑管,一支球队恨不能都可以组建起一支小型乐队来。第一批“国脚”、“国手”们素质之高,着实令人赞叹。他们中不少人都是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出来的大学生。

在向第15届奥运会“单方面”报名后,体训班的运动员们很快便被召集起来开会,有关负责同志把参加奥运会的事以及此前与国际奥委会的你来我往一股脑地讲了出来。(另一说法为:运动员们直到7月21日才获知要参加奥运会的消息)足坛老将陈成达记得,自己当时又兴奋又紧张,只知道要参加世界最高水平的运动会了,但到底高到什么样子,谁心里也没底。大家在忐忑不安中真诚地梦想着世界级别的竞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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